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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我为什么跨界谈建筑

从老房子说到新文化

http://beijingww.qianlong.com/  时间:2015-10-10 07:37:45  来源:北京青年报  

  本文是9月28日陈平原教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建筑与景观的‘白话说’茶座”上的主旨发言。陈教授从非己所长的建筑说到一向倾注心力的新文化研究,绵绵情怀蕴含在字里行间。

  建筑的风华绝代与学问的博大精深,二者相辅相成

  八年前,《建筑与文化》杂志社组织大学建筑专号,我应邀撰写了《老房子:大学精神的见证人与守护者》(《建筑与文化》2007年5期),其中提及:“大学校园的历史感以及文化氛围,一如石阶上的青苔,必须一点点长出来,而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方面,老建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老学生对于大学的记忆,一半是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著名学者,另一半则是曾经留下了青春印记的校园建筑。……在这个意义上,建筑的风华绝代,与学问的博大精深,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之所以越俎代庖,谈论非我所长的建筑,主要缘于对都市研究的兴趣。从2000年在北大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起,十五年间,我指导过十篇以北京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组织过四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的国际会议,还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主持都市研究丛书。很遗憾,所有这一切,都以文史为主,极少牵涉建筑。

  十年前,在《想象北京城的前世与今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4期)中,我谈及:“同一座城市,有好几种面貌:有用刀剑刻出来的,那是政治的城市;有用石头垒起来的,那是建筑的城市;有用金钱堆起来的,那是经济的城市;还有用文字描出来的,那是文学的城市。我关注这几种不同类型的北京,但兴趣点明显倾向于最后一种。”这里牵涉专业背景,但也与我的隐忧有关:在城市改造中失落的,不仅仅是古老的建筑,还包括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正因此,谈及当下中国城市,我常念叨那些正迅速消失的“老房子”,以及对于“老房子”的记忆与陈述。

  四年前,应《人民日报》之邀,我撰文谈“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以下这段话,因故被删去了:“千百年留下来的东西,大有深意,但都很脆弱,必须小心呵护,哪经得起你用推土机加金融资本的‘辣手摧花’。在目前这个环境下,我不怕领导没有雄心,也不怕群众没有欲望,我怕的是政绩优先的制度,迅速致富的心态,这上下结合的两股力量,使得众多‘古城’日新月异,在‘重现辉煌’的口号下,逐渐丧失其‘历史文化’价值。”(参见陈平原《“保护”才是“硬道理”——关于建设“历史文化名城”的思路》,《同舟共进》2011年3期)。我没说“历史文化名城”就是“老房子”,只不过,“新房子”有一言九鼎的领导与腰缠万贯的开发商保驾护航,不愁不势如破竹;反过来,“老房子”势单力薄,如风烛残年,且没能为代言人提供什么回报,这才需要有人文学者站出来为其呐喊。

  知其不可而为之,某种意义上,正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精神传统

  并非城市规划或建筑学方面的专家,我的话自然是“说了等于白说”。明知没有力量,为何还喋喋不休?如此特立独行,无视学科边界,知其不可而为之,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精神传统。近年不断有专家站出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人读书不够多,对外国学问理解不透彻,对中国历史论述不准确,理论阐发更是不全面、不系统、不深刻。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请别忘了,那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屹立潮头的,是一批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勇于挑战成规的人物,而且,他们主要是借大众传媒发言。

  这就说到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不说专业著作《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这里只引前些天接受《凤凰周刊》的专访。当被问及《新青年》是如何独领风骚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新青年》之所以能在众多杂志中脱颖而出,关键在于和北京大学结盟。《新青年》影响最大的时期,是中间的第三卷到第七卷,那时候,绝大部分稿件出自北大师生之手。最开始的两卷虽也有一定影响,但它之所以能风靡全国知识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北大的结盟。

  在结盟前,其作者群主要是陈独秀的《甲寅》旧友,结盟后则基本上是北大师友;结盟前,其发行陷入危机,结盟后发行量陡增到1.5万份,除了社会影响巨大,杂志本身还可以盈利。到第四卷之后,主编甚至对外宣称“不另购稿”,也就是说,对于世界、对于时事、对于文学革命或思想启蒙等各方面议题,其同人作者群都能包揽完成。与北大结盟后,《新青年》的整个学术影响力和思想洞察力,得到了迅速提升。所以说,陈独秀的北上是决定性的一步。

  其实,关于“《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十八年前为“回眸《新青年》”丛书撰序时,我就谈过了(《学问家与舆论家》,《读书》1997年11期)。事后想想,这么说也不全面,还应该转过来讲——北大教授之所以能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与其深度介入《新青年》的编辑有关。

  百年后回望,当初不以理论建构见长的《新青年》,却能在“体系”纷纷坍塌的今日,凭借其直面人生、上下求索的真诚与勇气、理想与激情,感召着无数的后来者。而这,对于当下的我们——尤其是学院中人来说,是有很大的刺激与启迪的。具体说来,就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在学院与社会之间、在同行与大众之间,我们这代人,到底该如何选择、怎样突围。

第[1][2]

    责任编辑:纪敬 我要说说 打印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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