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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北京和他的六所小学

http://beijingww.qianlong.com/  时间:2015-06-01 13:50:40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上过的六所小学都位于阜成门附近

 
我上过的私塾就在月坛的东南角

 
育才小学校园里的利玛窦墓地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时光斗转,今天的小学与我年少时的已完全不一样。我的整个小学阶段先后经历了国民党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与绝大多数人只上过一所小学不一样,我曾经就读过六所小学,准确地说,应该是五所小学和一所私塾。私塾是我真正的启蒙之地,五所小学校也各不相同,有的建在天主教堂里,有的建在名人墓地旁,有的建在清真寺中,有的建在佛教寺庙内,只有一所是用街道名称命名的。某种程度上,我上过的几所小学变迁的背后,也是北京城历史变迁的缩影。

  天主教堂里的小学

  此育才小学可不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建在先农坛内的育才学校,而是位于阜成门外马尾沟北侧的天主教大教堂院内。此处即现北京市委党校所在地。向南开的校门是用条石建造的,故而又称为石门小学。这是我就读的第一所小学校,也是就读时间最短的一所,只有一个星期。

  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不久。那年我六岁,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那时,整个阜外地区有四五所正规小学校,育才小学是其中一所。我入学时,书包里放着母亲用线钉的白纸本。我们老师是一位黄发碧眼、高鼻卷须的外国神父,他一身黑衣,胸前挂着十字架,带着我们对着字母挂图学“哇、啊,呃、呃”发音,场面很滑稽。有一次我不禁笑出声儿来,被老师用洋话呲了一顿,接着用中国话罚我到教室后边的院子里去扫树叶子。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的墓就在院子里,那时正是“无边落木萧萧下”的季节。大叶杨的叶子不停地往下落,地上已经铺了一层。因为离家远——当时我家住在月坛东夹道中部,每天上学往返得有7里多地。再加上我从小体弱多病身体单薄,大人们说:“得了,孩子还小,别受这份儿洋罪了。”我在那只待了一个星期。离开育才小学,父母为我选择了读私塾。

  “坛角周”私塾不嫌贫爱富的高先生

  “坛角周”不是这所私塾的名称,而是当地人对位于月坛东南角一周姓人家的称呼。他家有一个北接瓜市营房的大菜园子,就是现在月坛体育场的所在地,人们称为周家菜园子。在周家居住的小院外边,靠近大排子门内侧,农具、牲口棚旁边,有两间灰顶小西屋,这里就是私塾。

  这所私塾原本是周家请来先生专教自家子弟的。从这里往北一直到阜外大街,往南到真武庙,除这所私塾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学校了。经附近居民与周家和教书先生三方协商,便也收外边的孩子了。1946年春夏之交,我家搬到了周家菜园子北边的瓜市营房,我便于1947年春到这所私塾就读了。唯一的老师高鑫先生,便是我的启蒙恩师。

  高先生,50多岁,山东人,略微有点儿口音。他不喜欢叫他老师,让人叫他先生。高先生瘦高个儿,小胡子,热天儿一身白布裤褂,冷天一件青布长袍,戴一顶小帽盔(俗称瓜皮帽),总是显得干净利落。对大人不管贫富包括在周家扛活的,总是眼角挂上笑纹,说话从不粗鲁。他很少大声训斥弟子,可是说出话来让你不敢有丝毫的违拗。他对学费不苛求,给多少钱随意,用粮油菜茶烟糖煤柴等代替钱也行,无须月月给。而且,入学、退学灵活。所以,大人们都愿意让孩子来这儿开开蒙。学生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人,少的时候也有十多个人。大家分别学着《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名贤集》和《六言杂字》等蒙童小书,和《四书五经》。

  先生的起居和教室就在那两间小西屋里,一明一暗,面积相当于现在正规小学教室的四分之三大小。明间儿,身兼先生办公、会客、教书、卧室、厨房、餐厅等职。南墙上一幅旧画,画着老寿星和松鹤鹿蝠。画儿的下边靠墙是小柜橱,上边放着茶壶茶碗煤油灯,火柴烟袋盛烟筒儿。一把旧椅子挤在柜橱与炕之间,先生平时就坐在这里。炉子北边的墙上钉着两个大钉子,分别挂着1根2尺多长的细藤子棍儿和1尺长2寸宽半寸厚的木板儿。不过,一个月也用不了几回。但是,有两回有人受到先生的训诫后对先生搞恶作剧,又没人“自首”。先生在盛怒下打了两次“通堂”——一个不落地每人打三手板儿。我也没能幸免。

  两屋中间的柱子上有钉子挂着小木牌,需上厕所者,要把小木牌挂到屋门上的钉子上。里间屋墙上钉的一溜大钉子让学生挂书包。其实,有的学生并没有书包,而只是用一块干净布包着所学的书。读完《三字经》和《百家姓》的学生开始学毛笔字了,因此每天下午得带笔墨纸砚。最初是描红模子。描过两三本之后经先生批准再开始练习拓(即描)字帖。最后再练习临帖。

  我们没有黑板,因为高先生是因人制宜地逐个儿地教弟子认字读书。先生根据你念的书的难与易和你的“灵”与“拙”,每次数量不等地教你认读。例如,你读的是《百家姓》,先生教你三遍“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魏,蒋沈韩杨。”之后,你就去熟读至能通顺地背下来,再主动地拿着书到先生面前背一遍,这叫“回书”。回完书,先生再继续往下教。先生还要求不管读什么书,都要高声朗读。时间一长,声音就有高有低了,也有含混不清的了。当有人从菜园子土墙外边(即私塾屋后)经过时,听到的不是整齐的琅琅读书声,而是“混声杂唱”,有时更像是一大群牛蜂在“嗡嗡”。

  当学生们在摇头晃脑地各自读或背书的时候,先生也在看着一本颜色发黄的线装书。有时看到得意处,头和身体都悠然地摇晃起来,脸上现出少见的笑容。每逢到这时候,学生们就抓紧时机互做鬼脸儿。这一轻松,读书的声音自然就小了。先生听不见读书声音,一声“嗯?”大家赶紧又卖力地大声读起来。

  私塾不像正规学校每课时45分钟,中间有课间休息。而是分上、下午。学生需要上厕所,要经先生批准方可出屋。而且,一般情况下不许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去,头一个人回来,下一个人才能去。勤奋好学的孩子总是快去快回。那些本不爱读书,是被家长“牛不喝水强按头”来的,半天能跑好几趟,好借机会在外边玩儿一会儿。其实在菜园子里也就能捉蜻蜓、逮蝴蝶、逗癞蛤蟆。时间略为长一点儿,先生便派人去查厕所。要是去查的人回来说某某在外边玩儿呢,先生就要动用手板了。要是查厕所的人回来说某某拉肚子了,先生还真着急,能立马儿派人把他送回家去。

  有时赶上下雨或大雪天,只有少数几个人来上学,高先生便用香油炸鸡蛋、白面、白糖做成的“小果子”, 犒劳这些弟子。我也赶上过几回。先生怕我不吃,还解释说,我做的这东西干净,回民能吃。先生尽管是位治学严谨的老学究,但是不古板、不守旧。旧时私塾学生入学第一天要先给孔子牌位上香、叩三个头,然后再行拜师礼,也是叩三个头。我们回民不烧香、烧纸、叩头,先生很理解,只让我给他鞠了三个躬。先生还带我们去春游过西直门外的万牲园(动物园旧称之一),使我们大开眼界。不过,那时没有活的狮子、老虎和大象。

  我在这里读了总共不到一年的书,从《三字经》念到了《六言杂字》,往下该读《论语》了。家长认为我的计算能力太差,怕将来找不到好工作,便于1948年暑假托人让我进了北驴市口(新中国成立后正式更名为北礼士路)内马尾沟东口的陆公墓小学校。从此,我告别了恩师高先生。

  新中国成立后,这所私塾由位于阜外大街南营房的圆广寺小学代管,用上了国家统一规定的教材。1951年暑假后至1953年暑假前,我在该校上高小时还曾多次为高先生转带过工资。前不久,才听童年同窗好友许金富说,高先生的一位弟兄曾是周恩来总理少年时的老师。新中国成立后,高先生曾与周总理取得联系,高先生曾让金富看过周总理赠给他的个人照片。约在50年代中期,高先生在冬天自己出去劈柴失足摔倒而去世了。


第[1][2]

  作者:张国庆  责任编辑:王健岚 我要说说 打印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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