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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家客厅》的研究视野

写得最详细的是张爱玲

http://beijingww.qianlong.com/  时间:2015-02-26 07:51:26  来源:北京青年报  

  
钱钟书

  
宋淇

  
张爱玲

  
傅雷夫妇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如果您熟知民国文化史上的北平“林家客厅”,上海“曾家客厅”和“邵家客厅”,那说明您是本文“宋家客厅”的适读人群。

  四位崛起于40年代的文化大师,钱锺书、傅雷、张爱玲、吴兴华,与宋氏父子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勾连?

  张爱玲写的《殷宝滟送花楼会》是否真的影射傅雷?

  张爱玲虽未动笔但已有所构思的小说有哪些?

  一口气读完这部厚实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掩卷而思,不禁浮想联翩。

  首先,应该对书名“宋家客厅”略作解释。近年来中国现代的“客厅”文化现象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最有名的莫过于北平的“林家客厅”(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上海的“曾家客厅”(主人曾孟朴、曾虚白父子)和“邵家客厅”(主人邵洵美)也不可不提,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存在过并产生过影响的文化沙龙。“宋家客厅”这个提法未必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的,虽然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宋家客厅”主人宋淇与钱锺书、傅雷等一批文化精英时有走动,但更多或许更确切的应该是,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四位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不同的时空与宋淇有密切的交集。《宋家客厅》这部书就是作者宋以朗兄以“客厅”第三代主人的身份,追述宋春舫、宋淇父子的文和事,梳理宋淇与钱、傅、吴、张四位的交往史。

  其次,我发现这部《宋家客厅》与我特别有缘。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书中所写的六位前辈作家,竟然都与我有或深或浅的“关系”,不妨先简略述之。

  我读《宋家客厅》如遇故人

  作者祖父宋春舫英年早逝,而今知道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他可是中国现代有名的戏剧家、翻译家和藏书家,我收藏着他的几本法文藏书和有名的“褐木庐”藏书票,我也编选了一册宋春舫文集《从莎士比亚到梅兰芳》(2011年3月北京海豚出版社初版)。

  近年张学成为显学,作者父亲宋淇(宋淇笔名为林以亮)作为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见证人和文学遗产的首位执行人而广为人知。但是,即便他与张爱玲完全无关,他仍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著作等身,写诗、编电影剧本、搞翻译,对诗学、红学和张学的研究尤其令人瞩目。我虽然无缘拜识,却与他通过一次信,讨论宋春舫藏书的下落,也编过一本《林以亮佚文集》(2001年5月香港皇冠出版社初版)。

  “文化昆仑”钱锺书文名如此显赫,不必我再介绍了。读了他的名言“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之后,未敢造次求见,但还是与他通过一次信,有一阵子也致力于查考他的文学创作史和集外文,写了《关于〈围城〉的若干史实》(1991年2月《香港文学》第74期),还编纂了搜录其实很不齐全的《钱锺书佚文系年》(1989年4月台北《联合文学》第54期)。

  傅雷是翻译大师,我自小就读他译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长大。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后,一直留心蒐集他的集外文,包括从他中学时期的习作一直到最后的家书,编选过一部《傅雷散文》(2000年3月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初版),还参与了《傅雷全集》的编辑工作。

  吴兴华是这六位前辈作家中与我“关系”最浅的。但我早就注意到这位卓具特色的新诗人、翻译家,并对他的含冤去世与对傅雷的愤而弃世一样,不胜唏嘘。上个世纪末我参与“新世纪万有文库”的编辑工作,就计划推出《吴兴华文存》,《出版说明》都已撰就,后书因故未出,但把已搜集到的一些吴兴华诗文提供给《吴兴华诗文集》编辑组,也算为吴兴华研究略尽了绵力。

  自从我1986年末无意中发现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小艾》,闯入张爱玲研究领域至今,将近三十个年头过去了,我一直在努力发掘张爱玲的集外文,编订了《张爱玲集》和多种张爱玲研究资料。张爱玲晚年在美国深居简出,对我的发掘工作开始也不无微词,但《宋家客厅》中披露的张爱玲散文《爱憎表》残稿的写作动机,就是因我找到了她高中毕业时回答母校圣玛利亚女校校刊的调查表而起,这是不能不提的。

  有鉴于此,我读《宋家客厅》如遇故人,倍感亲切,也就理所当然。此书各章最初以《宋淇传奇》的总题在《南方都市报》上连载,由宋以朗先生口述,陈晓勤小姐采访、整理,共42期,我就按期阅读,从不脱期。现在经过修订补充,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版之后,又在内地结集出书,我认认真真重读一遍,仍然兴味盎然。

  钱、傅、吴都与宋淇往还颇深

  《宋家客厅》从以朗兄的视角展开论述,以宋淇夫妇为中心,一方面上溯宋春舫,另一方面旁及钱、傅、吴、张四位,从父子两代和宋淇文坛交游的角度为这六位前辈作家立一“外传”。六位的“外传”或详略不同,或各有侧重,但都贯彻作者自己所设定的三个写作原则:一、根据作者的回忆,包括其父亲和亲戚所告知的家庭故事。二、已经刊行的文献资料的运用和订误。三、大量引证未刊的六位作家的手稿和书信等。而娓娓道来的生动笔触,更使全书平添一层阅读的愉悦。因此,在我看来,此书可称关于这六位前辈作家的一部别开生面的“信史”,同时也是宋淇与钱、傅、吴、张四位文字交、文人情的真实记录。

  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社团林立,流派众多,错综复杂,更有特立独行、卓然自成一家者的出现,使其呈现了更为丰富多彩的面相。《宋家客厅》所写的六位作家,除了宋春舫“五四”时期就有文名,其余各位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崛起于中国文坛。他们都属于“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饱学之士,各自在小说、新诗创作或学术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有意思的是,钱、傅、吴三位从20世纪40年代起,张爱玲从50年代起,都与宋淇惺惺相惜,往还颇深。他们与宋淇无论指点文学、切磋学问,还是感叹人生际遇、处理生活琐事,都是无话不谈。书中大量引用的吴兴华40—50年代初与宋淇的通信、傅雷50—6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张爱玲50—90年代与宋淇夫妇的通信、钱锺书80年代与宋淇的通信,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钱锺书对宋淇的器重,傅雷与宋淇的投契,吴兴华与宋淇“情好过于朋友”,张爱玲对宋淇、邝文美夫妇的高度信任,在书中也都有具体而真切的记述。书中许许多多鲜活生动、幽默风趣的细节,仿佛把我们带回到已经远去的那个年代,在现场聆听他们畅谈文学,臧否人物。而作者“想将一群上海文人(张爱玲、宋淇夫妇、傅雷夫妇、钱锺书夫妇等)在不同时间(抗战、战后、解放、‘文革’、改革开放)不同城市(上海、香港)的生活片段呈现出来”的写作意图也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文字往还足具史料价值

  书中详述宋淇与傅雷、钱锺书、吴兴华的深厚情谊和文字往还,既足具史料价值,也十分感人。或许还可略作一些补充。1945年10月,傅雷与周煦良合作主编《新语》半月刊,“为综合性杂志,约马(叙伦)老、夏丏(尊)老等写文。以取稿条件过严,稿源成问题,出八期即停。”(《傅雷自述》,1957年7月作)但是,这个杂志得到了宋淇、钱锺书的全力支持,创刊号就发表了宋淇的《枕上偶得》七则,第3期上又发表了宋淇的《细沙》五则,第4、5期发表了钱锺书的《小说识小》(一、二),等等。

  不仅如此,1945年12月《新语》第5期破例刊出一组吴兴华的新诗,也与宋淇有关。周煦良在同期发表的《介绍吴兴华的诗》中说得很清楚:“我最初读到吴兴华先生的诗,是在八年前的《新诗》月刊上;……《新诗》自‘八一三’事变起停刊。等到三年后我兜个大圈子回沪,会见燕大的张芝联宋悌芬二君,从他们那里再度读到吴兴华的诗时,才知道中国诗坛已出现一颗新星。……《新语》因为是综合性刊物,本不适合介绍他的诗,但据最近消息,吴兴华在北平已染了肺病,这使我们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而在我能从容分析自己的感觉以前,大家一致决定将他的作品公诸社会。”

  由此可见,《新语》之所以能刊出吴兴华的诗,最初就是宋悌芬(宋淇)等提供的,而最后“一致决定”发表吴兴华诗的“大家”中无疑应该包括傅雷、宋淇等位。这应该是宋淇与傅雷、周煦良等合作,最初向世人推荐吴兴华。这次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因两岸三地隔绝,宋淇不得不改用“梁文星”等笔名在港台发表吴兴华的诗不同,吴兴华应该知道的。到了1947年2月,傅雷又起意主编“纯文艺纯翻译刊物”《世界文学》月刊,他认为“介绍各国文艺作品,提高翻译水准实为吾国文坛当务之急”(傅雷1947年2月3日以《世界文学》杂志发行人兼主编身份向“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申请函)。尽管后来此议未能付诸实施,但如办成,宋淇他们一定也是积极支持者吧?

  《宋家客厅》写得最详细的是张爱玲

  当然,《宋家客厅》里除了主人宋淇夫妇,不吝笔墨,写得最详细的是张爱玲,不仅专章篇幅最多,在宋淇夫妇和钱锺书、傅雷的章节中也都写到了她,而这正是我最感兴趣的。书中从宋淇夫妇1952年秋在香港结识张爱玲开始,一直写到张爱玲去世后遗作的整理出版,几近于一部较为完整的张爱玲“后传”。书中所讨论的张爱玲中后期创作的诸多问题,譬如“关于《秧歌》与《赤地之恋》的评价”、张爱玲“编剧生涯及《红楼梦》剧本风波”、“为什么《色·戒》的王佳芝不可能是郑苹如”等,张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作者在书中均根据大量第一手史料和自己的仔细分析,给出了颇具启发的结论。作者援引宋淇《唐文标“方法论”》中“我们评定一件作品的价值时,不要让‘武断’来代替‘判断’”的观点,探讨了长篇小说《秧歌》并非“授权”、“委托”之作,论证可谓周详。他对“现在大家把张爱玲的《秧歌》不是当作国家民族正史,就是当作社会学实地考察来看,或是农民调查报告,偏偏没有人拿它当小说读”不以为然,主张“与其跟人争辩美国新闻处有否commissioned《秧歌》,或张爱玲有没有土改经验,倒不如拿《秧歌》来看看,自己来判断更好”。这些看法我是赞同的。

  大概限于篇幅和已另行撰文的原因,《宋家客厅》并未再讨论引起轰动的长篇《小团圆》,但对《殷宝滟送花楼会》、《浮花浪蕊》、《相见欢》、《同学少年都不贱》等张爱玲前期和后期小说,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阐释。譬如,张爱玲1982年12月4日致宋淇信中说:“《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不收。是写傅雷的。”作者就以“是写傅雷的”这句话为契机,一路发掘,终于弄清楚小说中男女主人公与现实世界中真实人物的关系,也终于弄清楚小说中那几处与事实相抵牾。虽然张爱玲自认这篇小说“实在太坏”,但通过作者这样的追查和分析,终于厘清它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研究者讨论张爱玲如何“虚构”这篇小说,未始不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对张爱玲这样的重量级作家而言,这样的追查和分析是必要的。

  专门讨论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

  周作人当年写过一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他在书的《总序》中就说:鲁迅的“小说是作者的文艺创作,但这里边有些人有模型可以找得出来,他的真相如何,……有说明的必要,此外,因为时地间隔,或有个别的事情环境已经变迁,一般读者不很明了的,也就所知略加解说。”这个原则对于张爱玲的小说同样适用。在此之前,张爱玲弟弟张子静曾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一书中讨论过《金锁记》、《花凋》等小说的“真实人物”,但主要还是根据他多年后的回忆。而对《殷宝滟送花楼会》原型的释读,作者是根据张爱玲本人的说法,自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宋家客厅》作者是张爱玲文学遗产的执行人,近年来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张爱玲中、后期许多鲜为人知的作品,如《小团圆》、《异乡记》、《重返边城》、《雷峰塔》、《易经》、《少帅》等中英文创作陆续问世,大大拓展了张爱玲作品的文本空间,有力地推动了张爱玲研究的深入。那么,张爱玲还有哪些拟写而未能写成的作品呢?《宋家客厅》中也专门讨论了张爱玲“传说中的作品”这个有趣的问题。

  按照作者的整理,由张爱玲在历年致宋淇的信中与宋淇讨论的她“曾经构思但没有写好的作品”(大部分甚至尚未动笔),计有Aroma Port(《芳香的港》)、《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不扪虱而谈》、《谈相面》、《谈灵异》、《谢幕》、《填过一张爱憎表》、《美男子》等。其中,有以同代作家经历为素材的长篇和中篇小说,如《芳香的港》和《谢幕》;有写亲身经历的散文,如《不扪虱而谈》和《爱憎表》;有议论性的杂文,如《谈面相》和《谈灵异》;有历史题材的长篇,如《郑和下西洋》,琳琅满目。作者对这些题目和相关的方方面面,都作了查考和解析。

  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张爱玲这些作品都未能诞生,但《宋家客厅》中“张爱玲没有写的文章”这一节所展示的这些重要史料,无疑对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张爱玲中后期的心路历程和创作思路有很大的帮助。凡此种种,再次证实了作者所诚恳地表示的:“我身为宋淇的儿子,也是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掌握了这么多第一手文献,有责任向公众交代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让文学史家能够根据更准确的资料,对张爱玲和宋淇作出公允的评价。”

  “今古毕陈皆乐趣,天人兴感有深情。”我以为,以朗兄撰写《宋家客厅》,既充满感情,又不失客观公允。因而,不仅仅是张爱玲研究、钱锺书研究、傅雷研究、吴兴华研究,宋春舫、宋淇父子研究更不必说,乃至20世纪40年代上海文学史以及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都将会从这部引人入胜的《宋家客厅》中获益,而且我敢断言,不是一般的获益,而是深深的获益。《宋家客厅》所显示的研究视野,所提出的一些研究话题,所提供的众多研究线索,都具有可能改写文学史版图的学术意义,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

  这就是我读了以朗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之后的真实感受。

                              甲午岁末于海上梅川书舍


    责任编辑:黄玉红(QC0005) 我要说说 打印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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