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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岸:用诗歌纯化民族的灵魂

http://beijingww.qianlong.com/  时间:2013-12-25 12:14:15  来源:中国文化报  

  屠岸,著名诗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编辑出版家。1923年11月22日生,江苏省常州市人。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开始写作并翻译外国诗歌。曾任华东《戏曲报》编辑、《戏剧报》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中国剧协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总编辑。著有《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深秋有如初春》、《诗论·文论·剧论》、《霜降文存》等,译著有惠特曼诗集《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斯蒂文森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英文著名儿童诗一百首》、《济慈诗选》、《英国历代诗歌选》、《英语现代主义诗选》等。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记者:先生一生写诗、译诗、编诗、论诗,工作内外,诗歌占据您生命的较大部分时间,您如何看待诗歌对人和社会的价值和意义?

  屠岸: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是生命的精微的呈现,是人类灵魂的声音。诗歌不像政治、经济、军事那样,直接干预和改变人的现实命运,但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用艺术之美纯化着一个民族以致人类的灵魂。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诗歌的声音,就缺乏精神上的丰富和优雅,就不会百花盛开,生气勃勃,就是粗鄙、单调的没有希望之邦,就有沉沦的危险。诗歌常新,人类的生命常新。

  青少年时期,在家庭环境,特别是母亲的影响下,我开始迷恋诗歌,成为诗歌的朝圣者,一生不辍。至今已届耄耋之年,我依然每天吟诵着诗歌入睡,不论是中国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还是西方的莎士比亚、华兹华斯、济慈,都是对我的激励和慰藉,使我倍感生命的美好。有友人打趣说:我每天不用服安眠药,用的是“诗药”,此言不虚。

  记者:您的诗歌翻译在文学界影响广泛,您是如何看待翻译工作的文化意义的?因为不断有人对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的价值提出质疑。

  屠岸:人类是大自然之子。中国古语说“诗言志”“诗缘情”,所有不同民族语言的人的情、志都是相通的。不同民族的语言是不同的,但人的感情、心志,喜怒哀乐,是相通的。这就决定了翻译的可行性。翻译家以仁慈之心,努力填补民族间语言的鸿沟,鲁迅称翻译家如普罗米修斯盗文化的火送给人们,在民族和民族之间传送美好的心声。译家之所以进行劳作,是因为他们熟稔两种或多种民族语言并使之转换,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要努力于促成各民族人民之间的情、志的沟通。

  我因为个人兴趣和机缘的促动,喜爱并从事诗歌翻译。我认为,小说翻译和诗歌翻译都是不容易的。只能相对地说,小说翻译比较容易一些。小说是散文,意义容易辨认,在保持一定风格的前提下,把意义解释出来就可以了。诗歌不行。诗歌有复杂多变的意义,有千姿百态的风格,有千差万别的气质和韵味。诗歌翻译之难在于译出其神韵。雪莱在《为诗辩护》中干脆认为,诗歌不能翻译。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认为诗就是经过翻译而失去的东西。他们的理解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雪莱自己就翻译了很多拉丁语诗歌。总体上说,诗是可以翻译的,诗经过翻译也必然会失去一些东西,翻译家应当尽可能减少失去的东西,尽可能把能够译出来的东西更多更好地译出来。

  记者: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例言”中讲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您从事诗歌翻译的标准何在?

  屠岸:我赞赏严复先生的观点。严复讲的信是忠实于原著;达是语言畅达,让读者看得懂;雅,用我们今天的理解,应该是要保持原作的风格。严复是桐城派古文家,他的翻译标准之一的雅就是要符合桐城派的雅的文风。今天我们就不能这样拘泥。今天我们翻译如何体现雅呢?举例说,莎士比亚剧本中的人物众多,其中有贵族,也有引车卖浆之流,贵族讲话很讲究、很雅,底层的老百姓则很通俗。我们翻译莎翁剧本,就要一方面把贵族的语言翻译得很典雅,另一方面把下层百姓的语言翻译得很通俗。如果把下层百姓的语言翻译得像贵族一样,那就不是雅,是怪谬了。

  记者:显然,翻译应该是一个创造性极强的工作,对吗?

  屠岸:翻译是一种文化识别和迁移的过程,表面上是语言,实际上是穿越文化隔膜、触摸灵魂、深入沟通的过程。翻译中,有本土化和外延化两个衡量的维度。本土化就是要把外国文字翻译成本土人能够理解、认可的东西;外延化,就是你不能把外国的东西,完全变成中国的东西,失去了外国文化的底蕴。这两者中间应该有一种平衡,这对翻译者是一种考验。

  前些年,有一个英国影片,叫《Sixty Glorious Years》,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为《垂帘六十年》。这部影片是表现英国维多利亚女王60多年统治的历史,译成“垂帘听政”,有点荒唐,英国女王是亲政,没有垂帘,和我们的慈禧太后不一样。英国历史上没有“垂帘”的政治现象。这样的翻译就是东西文化的错位。

  记者:在您所翻译的诗歌中,您对济慈尤其喜欢,为什么?

  屠岸:英国诗人中我最喜欢两个,一个是莎士比亚,一个是济慈。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也是大诗人,在世界上的影响也远超过济慈,但我个人对济慈的喜爱,甚至超过莎士比亚,更准确地说,我更亲近济慈。济慈在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中,出身最低,家庭贫困,一生有三个情结,一个就是诗歌情结,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婚恋,最后他在诗歌上成功了,但另两个都失败了,25岁英年早逝。

  济慈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诗学概念叫Negative Capability。我译作“客体感受力”,济慈的原意是写诗歌时候排除“不安”“迷惘”“弄清事实”“找出道理”,排除这些主观精神状态和主观推理要求,不受这些东西的干扰,把自己变成“太阳”“月亮”等吟咏对象,然后进行创作。我认为他的观点的精义在于提醒诗人,要保持新鲜的生命感觉,带着新鲜的眼光去看待、审视、观察那熟悉的世界,从中发现新鲜的东西并用新鲜的语言加以表现,从而保持诗歌的创造力。这和王国维先生讲的“意境两忘,物我一体”是类似的意思。我非常赞同这个观念。

  记者:您最早翻译的诗歌是惠特曼的诗集。但是在您的诗歌创作中,你又特别喜欢十四行诗。惠特曼热烈奔放,不顾及节奏、押韵。十四行诗比较严格。这中间存在矛盾之处。您如何理解诗歌的自由和限制?

  屠岸:我在青少年时期,特别喜欢惠特曼,他的诗歌自由奔放,汹涌澎湃,摄魂夺魄,激动人心。这种浓郁的浪漫诗风,对郭沫若影响较大,所以,我也喜欢郭沫若早期的那种狂飙突起的风格。惠特曼的诗不押韵,但不能说没有节奏。他的诗中的节奏有如澎湃的海浪,或如心跳和脉搏,是有规律可循的。后来,我又喜欢上莎士比亚,开始翻译他的十四行诗。我发现十四行诗尽管像是一个框框,但也可以容涵无限天地,可以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上天入地,沉思宇宙。正因为有形式的限制,十四行诗更加要求字、词、语、句的精炼和严谨,力戒放肆和泛滥,就像一匹不脱缰的野马,自由的精神仍然可以充实其间。浪漫主义大师歌德说:“要创造伟大,必须精神凝集。在限制中显示出能手,只有规律能给我们自由。”我相信这一点。

  后来我发现,其实,诗歌的自由和限制,两者可以调和。那就得说说美国19世纪的另外一位大诗人艾米莉·狄金森。惠特曼的诗歌没有严格的格律,济慈、拜伦等人的诗则是格律诗,狄金森把两者结合起来,可谓半格律或半自由的诗。狄金森的诗有一种内在的节奏,不苛求严格的格律规范。

  惠特曼在世的时候,狄金森的名声远没有他大。狄金森生前,也没获得多大的名声,去世后,她妹妹才发现她的大量诗歌。狄金森一生在美国的阿莫斯特镇生活,几乎足不出户,只一两次到过大城市,但写了近1800首诗,在世的时候,只发表了几首,还没有本人署名。狄金森的影响有点后来居上,最近和我女儿翻译了一本《我知道他存在——狄金森诗选》,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记者:狄金森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通过对诗歌的精微体验,大大发展了现代诗歌的技巧,确实独步一时,但是在思想的深广上,她也许无法和惠特曼相比。

  屠岸:这是两种东西,难以比较。我们的宇宙可以分为外宇宙和内宇宙,外宇宙是整个世界,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天下大事;内宇宙是内心的东西,它反映了外宇宙,但主要指向心灵世界。狄金森是内省内敛的诗人,这种内省内敛十分深广,不好和惠特曼比高下。这正如人的性格有内外倾向之分,有的开朗、有亲和力,有的人比较孤独、内向,但是不一定内向的人思想就简单,恰恰可能更加复杂深沉。总之,这两种倾向没有高低之分,他们合起来构成美国19世纪诗歌的两座高峰,代表了美国精神。

  记者:您的十四行诗创作受到一些评论家的推崇,但是您本人似乎并没有大张旗鼓,宣扬十四行诗的成就。

  屠岸:文学是自由自觉的产物,我不会主动提倡某种诗歌体裁,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各取所好。但是,比起中国人来,十四行诗在西方人的概念中的确是个更大的存在,大约类似于七言律诗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我的诗歌创作受到翻译实践的影响,1950年上海文化工作社就出版了我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全译本。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屠岸十四行诗》,反映了我创作的一个面貌。我对韵律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闻一多讲格律诗的创作是“带着镣铐跳舞”,吴钧陶认为是“按节拍跳舞”。我认为在这种“古典的抑制”中,也可以获取自由,做格律的主人。

  记者:您是以诗歌为生命的,东西方诗歌兼通的诗人,如何看待中国现当代诗歌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和动荡,对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造成了巨大创伤,这是否制约了中国诗歌的积累和发展?

  屠岸:包括诗歌在内的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世界的地位和成就不能低估。过去很多人认为和世界水平相比,我们要低一截,我认为不一定。中国诗人中的徐志摩、闻一多、臧克家、艾青,也不比获得诺贝尔奖的大诗人水平低,冯至先生的十四行诗和聂鲁达、米斯特拉尔、阿斯图里亚斯这3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十四行诗相比较,我认为不分高下。

  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中国人在文学方面的焦灼心态,得到缓解了。其实,我们可以更自信一些。鲁迅、老舍、沈从文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只是命运的拨弄,不是水平不到。

  一个民族的苦难和曲折,可能会挫伤民族的自尊和自信,但是“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人幸”,大诗人杜甫就是把自己经历的动荡和苦难,在诗歌中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出来,才成就一代诗圣。那种深刻又浩荡的情怀把一个时代的不幸,转化成民族精神的丰碑,人类文化的瑰宝,千余载而下,吟诵起来仍然让人激动不已。另外一方面讲,安定的生活,也可以成就诗人,但必须有内省的深刻,像狄金森,向内用功,终成硕果。

  英国文学曾经对世界、对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中国的文学在现当代对外国的影响比较小,首先在译介方面就捉襟见肘、寥若晨星。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过去中国的国力逊于他国。大英帝国,是个岛国,但曾是“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及全世界,这种政治影响使得英语文化也大范围地扩张。中国当时有四万万人,人口众多,但积贫积弱,对外界影响很小。现在,我们的国力日渐强盛,对世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将来汉语的影响会追上英语,汉语文学的影响也会追上英语文学,播散到世界各国。不过,我们绝不会重复英国的道路,我们的文学是和平的使者,不是搞文化殖民。

  记者:如果请您对中国诗歌有所建言,您如何看待中国诗歌的未来发展?

  屠岸:我曾把中国新诗发展的要点列为六条:继承传统,革新传统;引进外国,改造外国;立足世界,独树一帜;多元融合,百花争妍;拥抱现代,突进现实;忠于良知,不说假话。这些并不全是我的创见,我只是归纳或罗列一下。六条中,后三条更重要些。

  “多元融合,百花争妍”是一种呼吁,呼吁风调雨顺的艺术气候,或者风和日丽的艺术环境。这种环境的基本标志是:在艺术面前人人平等。我们呼唤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各种风格、流派、题材、体裁的自由竞争。这是保障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先决条件。

  “拥抱现代,突进现实”是新诗的生命线。西方的“现代”,已经百年之久。今天的现代意识,与20世纪一脉相承又迥然不同。如何从上个世纪的困惑和焦虑中摆脱出来,思考人类的终极命运,是当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历史大任。诗人站在时代的前列,应该对此保持敏感的思考和探索,以便在时代大潮的冲洗和涤荡下寻觅人类的新黎明。

  “忠于良知,不说假话”,是摒弃伪诗、产生真诗的出发点。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斗争长期存在,说真话是达到真理的起跑线,是实现道德醇化的过滤器,也是构筑伟大艺术的奠基石,这已被人类诗歌艺术发展的历史所证明。


  作者:杨晓华  责任编辑:贾玉静 我要说说 打印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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