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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慧:他拥有最多的读者

http://beijingww.qianlong.com/  时间:2013-07-19 16:32:49  来源:北京日报  


郑永慧的部分译作


1992年,郑永慧携孙游览长城

  2012年9月9日,我国著名文学翻译家、国际关系学院法语教授郑永慧先生走完了他94岁的生命历程,因病去世。郑永慧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学翻译、创作和教学工作,成果丰硕,留下40余部译著,包括雨果、巴尔扎克、梅里美、萨特、左拉、大仲马、纪德、乔治桑等的作品,计600多万字;桃李满天下。他翻译的作品给无数人留下了深刻记忆和思想启迪,是中国拥有读者最多的翻译家之一。他译风严谨的治学态度、兢兢业业的治学精神、平易真诚的为师为人,无不让人感念。在这里,我们选发几篇文章,以纪念对我国外国文学的普及与发展、对中国人思想启蒙做出重要贡献的郑永慧先生,读者亦可从中一窥一代翻译大家的风采。

  郑永慧生平

  郑永慧(1918.3.18-2012.9.9),原名郑永泰,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生于越南海防。1942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历任上海震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助教,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讲师,《震旦法律经济杂志》主编,上海新业广告图书公司《健康家庭》主编,国际关系学院法语专业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

  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曾获法国文化部翻译助学金并应邀赴法访问。1991年7月,因“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而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得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荣誉奖。共翻译出版了40余部法语名著,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的《舒昂党人》《中短篇小说选》《驴皮记》《古物陈列室》《被遗弃的女人》;雨果的《九三年》《笑面人》;左拉的《娜娜》;大仲马的《蒙梭罗夫人》《我们的爱情》;纪德的《梵蒂冈的地窖》;乔治桑的《魔鬼池塘》以及梅里美的《梅里美小说选》等。

  《我的父亲郑永慧》

  郑若麟

  为“独立情结”

  走上翻译生涯

  大约六七年前,法国著名记者多米尼克·布隆贝尔热在北京与我父亲郑永慧共进午餐。两人相谈甚欢。酒酣耳热之际,布隆贝尔热抛出了一句“蓄谋已久”的问话:“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们这一代人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动荡,为什么你依然对这个国家充满信心?”我父亲的回答大大触动了布隆贝尔热。他后来是这样描述给我的:令尊沉吟良久,之后,他字斟句酌地说:“因为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知道,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是从多么困难和险恶的深渊中走出来的。今天我们虽然仍然有种种问题,但我们和你们一样,享有完全的独立,再也没有任何外国士兵在中国的土地上要求我们向他们鞠躬敬礼。能生活在独立的中国,我死而无憾!”布隆贝尔热的父亲是一位法国抵抗运动的战士,他立即明白了我父亲说的这句话里所深含的内容。由此,他看到的是我父亲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当时我人在法国,正好在报道二战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纪念。当布隆贝尔热将他与我父亲的这段对话告诉我时,我一点也不惊讶,这是父亲历来教诲子女为人之精神。作为一个出生在殖民地的文化人,父亲对“独立”二字有着刻骨铭心之向往。

  父亲郑永慧1918年3月18日生于越南海防。当时那里是法国的殖民地。父亲从小就对殖民地被殖民民族的精神屈辱有着切肤之痛。他8岁那年,父亲去世,给他留下了一笔小小的遗产。靠着这笔遗产,他在越南完成了小学学业后,前往香港继续读中学。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华人地位显然远不及白人。也许对于某些人并算不了什么,但对于我父亲这个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的人来说,却是难以容忍和接受的一种耻辱。这时他向往着有朝一日重回自己的祖国:中国。在他小小的心灵中,那是一片中华民族独立的净土。尽管当时他知道中国有一些“外国人的租地”,但在他的心目中,租地就是一小块“飞地”而已。

  然而,当他于上世纪30年代初乘船抵达上海时,令他震惊的是,他登岸之处,居然是“法租界”。当时上海的法租界由位于河内的法国殖民当局直接管理,所以我父亲乘坐的船只也在法租界停泊。这时年仅十几岁的他才意识到,上海同样处于“半殖民地”状态。更令我父亲难以接受的,是当时日本在一二八事件后气焰嚣张,强迫中国人向日本士兵行鞠躬礼。我父亲对此深恶痛绝。可以说,父亲郑永慧走上翻译、介绍法国文学道路的深层原因,就是他誓以鲁迅为楷模,学习西方强者的思想,以求战胜外国殖民者,为国家的独立提供精神上的借鉴。这也是为什么父亲在试译了几篇巴尔扎克的中短篇小说之后(上世纪50年代初,父亲初涉翻译,将巴尔扎克三部短篇小说《钱袋》《猫球商店》和《苏城舞会》译成中文,并以《钱袋》为名结集出版),选择了维克多·雨果思想性最强、最深刻的作品《九三年》作为他投身翻译事业的起点。

  《九三年》的故事

  很少有人谈及翻译家的思想价值。因为人们以为,翻译家就是工具,是中介,其任务就是将原作翻译成另一种文字。实际上译者的思想境界,不仅与其所选择的翻译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与其译作的质量也是相关联的。我父亲曾对我说,翻译《九三年》,是一次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升华过程。并不是说我父亲就一定无条件地赞同雨果的一切,恰恰相反,一个好的译者,正是在深入理解原著和作者的基础上——包括对原著表层文字的理解和深层次精神的钻研、对原作者平生思想和文字的风格和格调等等的了解,才能对作品翻译真正做到“信”和“达”的程度。

  我曾问我父亲,在回顾他一生中所译法文文学名著,从雨果、巴尔扎克到梅里美、萨特等等,对哪部作品最为心仪,父亲想一想,回答说:“要看从哪个方面来说,单就翻译前、翻译中间和译后在思想上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来看,还数雨果的《九三年》……”

  今天,中国读过《九三年》的人数可能远远超过法国。《九三年》在法国已不再是人人皆读的作品了,但它所留下的争论,却曾穿越时空,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间小阁楼里,引起了两位震旦大学学生的激辩:到底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是否存在着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直到大学毕业、分手,仍然谁也无法说服谁。50年代两位同学重逢,居然仍旧各执己见,继续激辩;结果,争论的一方感到有必要将《九三年》翻译成中文,让更多中国人来一起探究这个也许是永恒的命题。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阐述翻译此书的理由,并毛遂自荐,愿意捉笔翻译这部巨著。

  这想法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法国文学编辑不谋而合,他很快回信同意,并当即汇来了预支稿费二百元。于是,《九三年》的中文翻译由此开始。由于此君熟读此书,成竹在胸,因此仅用了半年时间便将《九三年》全书译成中文,并于1957年5月正式出版发行。

  此人就是我的父亲郑永慧。

  父亲一直记得,与他争议而最后激发他翻译此书的是一位姓潘的女同学,其父是中国人,其母则是法国人。正是这一争,使《九三年》这部里程碑式巨著有了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

  《九三年》在中国之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几年前旅美作家林达的畅销书《带一本书去巴黎》据说重新激发了国内的《九三年》热。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父亲译的《九三年》出版后,就已经在中国引起“雨果热”,《九三年》引起的激烈争论一直延续到“文革”。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还记得,社会上曾传江青提出十来本禁书书目,作为革命的“反面教材”让人们阅读,其中就包括《九三年》。事实上,许多大、中学生也因《九三年》而对“文革”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反思。

  我也是在“文革”中第一次阅读《九三年》的。

  我们家几乎所有藏书都成了“禁书”。我们所住的那幢楼,除了两户工人家庭,各种“成分”的左邻右舍都被红卫兵抄了家。我们家虽然不是“地富反坏右”,但也不是“红五类”,因此整天担心抄家不知何时会轮到我们。当时家中若存有反动书籍或“资产阶级书籍”,可是一个莫大的罪名。于是,赶快处理掉这些“禁书”就成了“文革”开始后我们家的首要任务。一开始,在北京教书的父亲坚决反对,让我母亲找肯定不会被抄家的亲戚朋友,暂时存放一下。可是谁敢接这批“烫手的山芋”呢?无奈之中,父亲只好同意把它们处理掉。由于连把它们卖到废品回收站都不敢,母亲和姐姐只得偷偷分批将中文书装在书包里带出去,借着暮色,趁路人不注意之际,一本一本地扔到上海街头、弄堂垃圾桶里……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把父亲译的中文版1957年和1958年两个印本的《九三年》给保存了下来。这两本珍本至今在我父亲的书橱里安安静静地呆着。这也给了我偷偷阅读《九三年》的可能。

  当时,赋闲在家的父亲无聊时常常关上门翻阅“劫后余生”的法文书籍。好奇的我们当然也就缠着父亲要他把书里的故事告诉我们。开始父亲并没在意我们的要求,后来自己读得兴致来了,便答应我们,为我们口译法国文学作品。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文革”中少见的一幕奇特景象吧。于是,在“文革”最高潮的时候,在窗外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我们姐弟三人围着父亲,用耳朵“读”完了雨果的《九三年》、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这便是我们法国文学的启蒙教育。就是在那时,雨果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大仲马的“金钱无所不能,金钱亦是一切罪恶之源”等思想,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海之中。

  培养一批翻译家更为重要

  应该着重提一笔的是,我父亲除了翻译以外,认为外语教学也是开拓民智、启迪民众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是他选择进入国际关系学院任教授的根本原因。他曾对我说,一个人翻译当然很重要,但培养一批翻译家更为重要。父亲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担任法语老师,主要就是教授翻译技巧和理论,直到他于80高龄时送走最后一名毕业研究生。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他的教育生涯是非常贴切的。在国际关系学院,父亲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他曾无数次告诉我,无论是在“文革”的困难时期,还是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辉煌发展”时期,他都难忘国际关系学院上上下下、同事邻居们……他在国关成为领取国务院特殊津贴的著名教授,在国关成为鲁迅文学奖和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荣誉奖的获得者,在国关教育出一批又一批的法语人才,在国关最终献上了自己的一切……

  父亲郑永慧一生留下译著40余部、达600万字;但他的学生有多少,则从未统计过,总之遍布全球。其中旅居法国的法63班学生郑鹿年等部分同学在2009年时曾探望过恩师,并写下诗句:“九二师长犹面命、六三学子俱怀恩”。对于一位教授来说,还有比学生的怀恩更有意义的纪念吗?

  (郑若麟,郑永慧之子,高级记者,研究员,现为文汇报国际评论专栏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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