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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年:与博尔赫斯相遇

http://beijingww.qianlong.com/  时间:2013-07-19 16:15:31  来源:转载  

  稿件来源:法治周末


7月21日,王永年先生离世,对许多文学爱好者来说,是个令人难过的消息。

  作者:思郁

  王永年,我国著名翻译家,浙江定海人,生于1927年3月。翻译过一大批文学名著,其中包括《十日谈》、《在路上》、《博尔赫斯全集》等,对中国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我现如今的阅读谱系中,博尔赫斯的位置是唯一的,他是我心目中无限文学的化身,他所传达的文学精神彻底改变了我的文学视野,深化了我的文学境界。某种意义上说,博尔赫斯重铸了我的文学观。当年就是通过翻译家王永年先生的译笔,认识了这位对我影响深远的作家。

  之所以对王永年的译文留有深刻的印象,还是读那篇描述博尔赫斯失明后的《诗人》,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他心想,我再也看不到充满神话般恐惧的天空,也看不到自己将被岁月催老的脸庞”,让人顿觉惊艳。“神话般恐惧的天空”是一种什么样的天空?想想这句话好像很清晰,但是又很模糊,有些超现实主义的味道,超越了平时书写恐怖情绪时的情感体验。这样的句子固然是博尔赫斯的原创,但是当这样的文字经过了多层语境的转换,仍然能保持原文的那种“震惊体验”的风格,自然有译者的一份功劳。

  卡尔维诺曾经声称他在阅读博尔赫斯的时候,发现了某种简洁写作的诗学,比冗赘优越,比精炼更精炼。的确,读博尔赫斯的时候,你很难发现他有什么写的很长的文字,基本都是很少的字数和篇幅,但是读下来的时候却往往回味良久,咀嚼再三。他最为擅长把极其丰富的意念浓缩在简短的篇幅里,用一种密不透风、玲珑剔透、不事雕琢和开放自由的句子传达出来。博尔赫斯在遣词造句上花费了很多的功夫,在他的笔下,看似很普通的一个词汇或句子都能承受很大的重量似的。如果译者不能很好地揣摩作者的良苦用心,估计很难把翻译进行到底吧。

  说起王永年先生的翻译之路,博尔赫斯只不过是他漫长的文字生涯中的一部分。他精通英文、俄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多种外语,1959年起任新华社西班牙语译审时,就开始翻译世界文学名著,其中翻译的欧?亨利小说畅销多年。他又从意大利文翻译了《十日谈》,是中国最早的一个。他翻译了博尔赫斯全集的大部分篇章,诗文选集《巴比伦彩票》是公认的最传神、最精准的中译本。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邀请王永年翻译了凯鲁亚克《在路上》的原始版本。

  这里值得多交代几句。翻译《在路上》时,老先生已经80多岁了。老一辈的译者恪守一种老派人士的价值观,他不是很喜欢凯鲁亚克以及“垮掉的一代”这些作家。我估计老先生在翻译的过程中一定聚集了不少的火气,翻译到那些人酗酒、吸毒、做爱场面之时,说不定还掷笔于案,恨恨不平,痛斥“垮掉的一代”世风日下,道德败坏,不良影响,如此等等。《在路上》的新译本出来后遭到了很多读者的非议,认为普遍不如文楚安早年的译本,这其中有种难以超越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另外也是跟老一辈翻译家所坚守的精神有些格格不入有关系吧。其实,据我的印象,《在路上》的新译本还是很不错的。我仍然觉得他的译笔严谨而精美,很多具体的意象非常难忘。

  苏珊?桑塔格在一篇关于文学翻译的演讲中,说文学翻译基本上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首先文学本身会提出很多要求;另外,对一本具体的文本而言,它需要更多的读者来欣赏;还有就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之间困难重重,“这是因为作品中某些固有的东西,超越了作者本人的意图和意识”。王永年翻译博尔赫斯能够成为经典,翻译《在路上》却遭到诟病,这种差异不是因为译者的水平“不可信”,而是因为时代的差异所造成的精神冲突。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提及翻译的现代性,在某个时代里都需要更契合这个时代精神的译本。

  博尔赫斯在诺顿讲座中也提到了这种翻译的差异性。他认为翻译作品的好坏从来都不是“从”文字使用的优劣来衡量的,而是应该“由”文字使用的优劣来衡量。因为“我们身上都担负了历史观”。哪怕我阅读的是同一个作者的作品,但由于译者的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也会大相径庭。也许找到适合我们的译本才是最重要的,出现更多的译本也会有更多的选择。

  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社长赵武平评价王永年的译笔“翻译没有匠气”,“翻译最明显的特点是准确、通俗,不会转文”,最注重的是“信”。所谓“信”,即是说,把文学翻译当成一项伦理任务,通过翻译反映和复制文学本身,突出文学精神,扩大我们的同情,教育我们的心灵,加深我们的文学意识,从而可以训练我们的心智,把翻译作为一项永恒的志业。

  这也许才是年轻的译者们需要学习的翻译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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