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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林克:作家的唯一责任是记述真实

http://beijingww.qianlong.com/  时间:2011-12-30 13:45:06  来源:环球时报  


小说《朗读者》作者、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

  如果有人问最近十来年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德语文学作品是什么,答案多半会是《朗读者》(也译作《生死朗读》)。借助好莱坞将其搬上大银幕后的巨大辐射力,作者本哈德·施林克的名字也为中国读者所知晓。虽然施林克只是个业余作家,但《朗读者》1995年问世以后已经被译成40余种语言,被引领美国阅读潮流的“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推荐。《朗读者》的好读与畅销毋庸置疑,小说本身承载的爱、尊严与救赎也让它增添了厚度。12月中旬的一个中午,在德国柏林菩提树下大街的爱因斯坦咖啡馆里,《环球时报》记者有了与施林克面对面的机会。

  关注战后一代和战争一代之间的关系

  甫一照面,本哈德·施林克清瘦俊朗的容貌,很难让人将之和“年过半百”联系在一起。今年67岁的他,任教于享有“现代大学之母”美誉的柏林洪堡大学。施林克在法学界颇有建树,曾在6年前作为“中德法制国家对话”的专家之一到过北京。虽然他44岁才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如今人们在提到施林克时,更多指代的却是一位作家,而非法学教授。《朗读者》无疑是他最耀眼的表征。

  谈及《朗读者》,一些舆论习惯将它与“反思”、“纳粹”、“屠犹”等字眼关联。对此,施林克回应说:“对我来讲,如何处理与爱的人之间的关系,父母怎么跟后代交代,这些才是我想在书中反映的内容。学校、社会在涉及这类事件时,形成了一个网,这张网对当事人的爱和关注,社会团结和民族认同等思想都在作品里得到体现。”这与施林克两年前的表达一脉相承,即“《生死朗读》不是关于纳粹或者屠杀犹太人的。它是一本关于战后一代和战争一代之间关系的书”。

  这样沉重的写作责任会不会成为通俗化作品不可承受之重呢?施林克的回应很简短:“作家唯一责任就是保持作品真实度。”但对本身就是虚构的小说而言,何来真实一说呢?施林克说:“小说虽然是文学作品,但其中反映的社会事件、历史片段是虚构还是如实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取决于作家的态度。而我认为,写实是作家的责任。小说需要反映当时的事件,而小说中的人物则需要选择对待历史事件的态度,是面对还是掩饰。”

  有了这样的铺垫,读者就很容易理解汉娜(《朗读者》的女主角)的行为了。施林克2009年在接受美国脱口秀女王奥普拉采访时就说:“如果看看大屠杀时期和反映那段历史的传记,你就会发现汉娜的故事绝非个例。”

  第三帝国是德国人心中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

  1945年,第三帝国终结。1989年,东西德合并,柏林墙倒塌。柏林墙倒塌时,施林克生活在西德的波恩,两个月后他就来到柏林,是第一个到洪堡大学的西德客座教授。

  德国波澜起伏的历史变革不可避免地在施林克身上留下深深烙印。在谈到这段经历时,施林克说:“作为一个德国人,对于两个德国的分裂,我从心底感到悲哀。上世纪70年代,我在西柏林上过大学,有很多西柏林和东柏林的朋友。而且,分裂的时候,很多德国以前的名人被归于东德的领土上,比如著名小说家冯塔纳,我对此感到很悲哀。所以统一后,我特别愿意回到柏林。”

  施林克回忆说:“当时看到柏林,我自然而然就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上世纪50年代的德国城市和当时柏林一样,天是灰蒙蒙的,街上行人很少。《朗读者》写的就是那个时代的事情。所以,我的写作也是围绕个人的生活和经历来进行的。”

  柏林墙的倒塌不仅影响了施林克的创作,也成为德国统一后10年到20年间被大量创作的话题,而现在关注那段历史的德国文学作品没那么多。这是不是代表着那段历史已经淡出人们的视线?施林克说:“确切地说,第三帝国才是德国人心中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我们这个民族在1933年突然有了那样的遭遇,至今没有人能真正地理解和认识这背后的深刻原因。”所以,施林克之前写下过这样的文字:“对汉娜的爱使我经受的痛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身为德国人的命运。”

  那么,对德国当代年轻人而言,这个伤口愈合了吗?施林克回答说:“这取决于这些年轻人现在怎么生活。如果他选择活在当下,那就没有伤口可言。如果他们关注历史,理解过去的话,伤口就还在。”

  他还表示:“随着新一代人的成长,对历史的反思正以另一种形式进行。如果父亲或祖父当过纳粹,当事人会有一种心理负担,但年轻一代不会面临这样的处境,所以他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反思历史。”

  文学应该面对普通读者

  德国小说一向推崇思想深邃,却难免枯燥艰涩,让读者尤其是外国读者生畏。在谈及德国当代文学时,施林克说:“德国人的叙事方式加重了读者的理解难度。我的很多作家同事们都想用一种特殊语言来写小说,结果却导致失去很多读者。”

  施林克的作品却似乎是个例外。对此,他说:“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学者和评论者,我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在写作。我的母亲是瑞士人,在我小时候,她告诉我,在一个民主社会,要讲让别人懂的东西。”因此,施林克不赞成将文化分为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他坚持文学应该面对普通读者而不是文化精英。在文化民主思想影响下,他希望作品受市井百姓青睐。施林克曾这样叙述:“我一直梦想我的书在火车站的书铺里摆放着,人们看见它们,买下它们,然后在火车上阅读。”

  施林克曾经来过中国,却不是以作家的身份。他说:“我6年前到过一次中国,在北京参加中德法制国家对话。当时是与一些中国和德国的教授讨论社会问题,围绕这些问题也能写出一些好的作品。”当记者问及他对北京的看法时,施林克简单描述说:“我看到了一直向往的故宫和颐和园,我也去过人民大会堂和一些大学,但跟中国社会上的接触很少。”作为了解东德的社会主义体制,又对中国有过关注的法律专家,很难让人信服他对中国的看法仅是如此,也许是德国人的严谨和慎言使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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