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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家人的易经《水书》:最根本宗旨是趋吉避凶

http://beijingww.qianlong.com/  时间:2012-07-09 08:51:21  来源:转载  

 

  水书渊源学界仍无定论

  长期以来,水族地区通行汉字,水字并不记录水族社会生活和历史,新中国成立前民间仍保留有结绳记事的传统,因此专为巫事活动之用的水书一直在民间小范围秘密流传。据水书先生介绍,现存的水书没有他们自创的书籍,都是从上一代或上几代手抄、口传沿袭下来。那么,水书究竟从何而来?

  关于水书渊源,民间有很多传说,最广为流传的是水族先祖“陆铎公”创造水书说。很多脍炙人口的古歌古谣,传诵着他的丰功伟绩。其中一首大意为:“陆铎最聪明,他通晓日月星辰。他写水书传后代,写的水书指引后代人。陆铎最聪明,他全懂生死术数,掌握运行的日月星宿,了解人间的善恶心肠,与门徒共创立了水书。”而这些仅为传说,不能作为学术依据,且古歌中没有表明创制的时间和地点。

  直到莫友芝的《红崖古刻歌》提及水书,它才逐渐进入学者视野。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音韵学家和书法家,对古文字颇多研究,被尊崇为“西南巨儒”。他在《红崖古刻歌》注中,对水字有不足百字的评述,提出其“云自三代”、“初本皆从竹简过录”、“其声读迥与今异,而多含古音,核其字画,疑斯篆前最简古文也”。后人对此解读为,莫友芝认为水族文字来源于秦代以前的金文和竹简。虽然该文中并未有详细考据的记载,但这段文字对水书研究起到了导引性作用。

  上世纪40年代以来,水族古文字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研究。岑家梧、张为纲、吴泽霖、何耀华、曾晓渝、蒋南华等一批学者,先后深入水族地区进行调研,从文字学、语言学、民族学、音韵学、天文历法等多角度出发,得出了不少独到见解。

  1925年刊行的《都匀县志稿》这样描述:“水书,一称反书,大氐古篆之遗。”1942年,现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张为纲在《水族来源试探》一文中,认为水家之所以“鬼名”繁多,尊崇巫师,皆为“殷代文化遗留之铁证”。1943年,岑家梧等在水族地区考察后,对水字与甲骨文进行比较研究,亦明确在《水书与水家来源》一文中得出结论:“水书与古代殷人甲骨文之间,当有若干姻缘关系。”二者被认为是“首开水书系统研究的先河”。1993年,水族学者王品魁在《水书源流新探》中认为,水书源于《周易》。张振江认为,“水书非常可能出现于清代的初、中叶”。

  曾晓渝在多年的水语研究基础上,对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记内容进行比较后认为,水字和殷商甲骨文差距很大,与较晚的金文也不相近,不宜把水字看做是古殷商文化的遗留,它的产生时间远远晚于甲骨文。

  而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蒋南华同样基于水字和甲骨文字形、字符及所记内容的对比后,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水字是一种与殷商甲骨文、金文同根同源,却远远早于甲骨文、金文的古老文字。水书初创于帝喾高辛时代,发展、流播于唐虞夏商之初,在中国文字的发展史上曾经起到过上承“三坟”,中通“五典”,下启殷商甲骨文、金文的伟大作用。

  到目前为止,对于水书的渊源,学界仍未有定论。但水书探源涉及水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天文历法、民族民俗、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无疑为水书及水族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扇大门,对研究水、汉文化交流和中华古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水家村寨寻觅水书古籍

  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水族人口有50多万,90%居住在贵州省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荔波县、独山县、都匀市等地。

  记者来到独山县本寨乡天星村,这里完整保留了水族较原始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寨子依山而建,房前屋后竹木林立,一簇簇干栏楼嵌在山坳里,错落有致。明晃晃的水田,耕作的水家人,犁田的水牛……水书就在这世世代代的宁静祥和中流传。

  水族聚居区通行汉语,民间水族百姓多用水语交流。少数能读懂并使用水书的人,被称为水书先生。一般来说,只有水书先生家才有水书传承。

  天星村的韦光荣是家传第十三代水书先生,很多学者慕名而来,考察其家藏的水书典籍。木箱子里的20多册水书抄本,破旧不堪,或书皮脱落,或被鼠噬,或缺页,据潘朝霖讲,民间水书古籍原件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开本大小不一,大本有16开本大小,最小的只有巴掌见方。水书封皮上有该书名称、抄录者姓名及年月日。从封皮看,抄本年代跨度较大,有清光绪、咸丰、嘉庆年间抄本,有民国抄本,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抄本。

  韦光荣拿出其中一本,从封皮可得知,是“光绪四年正月初十日”“韦顺杰”抄录的水书《正七》卷。他告诉记者:“韦顺杰是韦家先祖,《正七》是整个水书系统的‘头’,类似于基础工具书,读懂它,才能继续学其他卷本。”

  韦光荣的水书收藏涉及面很广,有泛泛用书,如《玉石囊经》、《龙虎门反书》、《善龙正本》、《星宿》;也有门类很细的专用书,如《婚嫁卷》、《选婚之礼》、《媒八说合》用于婚嫁测算,《起造秘指》用于修建房屋,《採贼脚·累鬼》用来防强盗,《开山卷》用来选墓址,《杀牛部》为祭祖杀牛选日子,《锣鸣》是老人去世时鼓乐用书,《百宫之记》为看掌之用。此外,同一类书有更细的划分,如打井用书有很多,《八井生命大吉》(“井”的水语读音为“tan”)专为主人家本命年打井之用。

  据韦光荣介绍,水书先生为村民服务,并不索取报酬,事后对方会送碗饭,或者用红纸象征性地包上与“6”有关的微薄报酬,如3尺6土布或3元6角钱。这一朴素传统延续至今。水族常用的3.6、36、360,被认为是吉祥的数字,一说与水历有关,一说为了纪念水书创始人陆铎公。

  韦光荣家原有200多册水书,除捐给档案馆、赠给学者研究外,留下几十本家用。事实上,大多数水书先生家藏书寥寥,远不如韦家这么丰富。“文化大革命”期间,水书被定为“牛鬼蛇神”,大量水书遭没收销毁,被迫藏于田间山洞的水书,很多遭水渍、虫噬而腐烂,保存下来的极少。韦光荣家的200多本水书,藏在干栏楼底层顶棚上,才幸免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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